适者生存与友者生存

在十九世纪中期，一位英国生物学家在伦敦发表了一系列生物与社会学的论文。他认为，世间物种的演化是自然内部矛盾斗争的结果。简称“物尽天择”和“适者生存”。

这位生物学家便是查尔斯·达尔文。在1859年，他带着研究论文《物种起源》公然反对创世论的观点，并用大量研究资料证明世上各类生物都是在遗传、变异、生存斗争和自然选择中，由简单到复杂，由低等到高等地不断变化。

这种进化论的观点，在依旧迷信着神创论的维多利亚王朝中掀起了轰然巨浪。伴随着达尔文的四处游说，人类开始正视自身的价值，也对整个社会的起源与发展有了更加深入的研究。

然而，在一百六十多年后的今天，不少社会学、生物学家却开始对于达尔文进化论的观点提出了质疑。他们开始质疑，物种的进化真的便是所谓的“物尽天择、适者生存”吗？

倘若真如达尔文所言，在一定区域内的生存环境下，唯有不断竞争、猎杀以及吞并异族的种族才能更好的存活，并且得以大量地繁衍后代。但事实证明，在地球数万亿的历史长河中，越是强大的种族，其生命周期往往更加短暂。因为在自然界中，最强壮、最卑鄙、最具攻击性的动物会终生承受应激反应，长时间高强度的竞争中受伤和死亡的几率会直线上升。

反而是攻击性弱、善于抱团取暖的弱势种族，能在时间的长河中广泛繁殖，后代生生不息。

当我们把视角转移到人类身上时，便会纵然发现人类这一物种也是如此。在我们智人存在的20-30万年内，至少与四个不同的人类物种同时生活在这个世界上。在180万年前，直立人便殖民了地球大部分的区域，他们不仅会使用利器，制造先进石器以及取火。在7万五千年前，尼安德特人不仅身型巨大，并且脑容量比智人更加庞大。然而，以上各种人类物种却皆灭亡，唯有天生条件颇为贫瘠的智人源源不断地繁衍后代，造就了现如今繁荣的智人火种。

在近几年随着社会学进一步深入研究，达尔文所筑的“适者生存”的高墙开始摇摇欲坠，一种更为合理且更具有历史意义的论点逐渐得到了众多社会学家的认可，那便是“友者生存”。

对于友者生存的核心观点，那便是一个种族达到繁荣昌盛的核心条件，以和谐共生为前提，进行友善地社会网络扩张。

在2015年9月，习近平总书记便在纽约联合国总部第七十届联合国会议上，发表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治国理政方针理论，表示当今世界，各国需要相互依存、休戚与共。伴随着世界历史发展规律，以及党对于中国前途未来的发展方向，以“共生”为核心的友者生存之道，势必是每个领域、每个行业、每个企业的核心发展之路。

企业的“共生”文化

人类自诞生至今，便一直是一种依附于集体单位的共生族群。无论是最小集体单位的家庭，还是社会之上的国家，都是各式各样的共生有机体。

从社会经济学的角度上看，若将某一行业领域视为一个生态系统，那么其中的各种上下游企业，便是支撑该生态正常运作的供给细胞。从企业的角度上看，公司内部的各个部门也是如此。在日常的公司运营中，各部门各司其职，凭借着不同职能的工作支出，源源不断地维持着公司这一“共生有机体”的运作。

因此，企业的“共生”文化主要分为两个维度。分别为，企业在行业内的共生以及企业内部各部门的共生。

从行业内的视角上看，企业若想实现兴兴向荣的“共生”局面，往往需要达成以下两个必要条件。第一，具有源源不断地输出有助于整个行业发展的业务能力。第二，在整个行业中大量进行友善地社会网络扩张，并且在各上下游、同类型的企业中长期保持友好的合作关系。

对于上述第一项条件的解读，那便是在一定区域的共生环境下，唯有持续输出正反馈的物种才能得以长久的生存。从企业的角度上看，公司所输出的业务是否能促进行业的发展，是否能带来行业商业运作模式的转型升级，以及是否能促进行业的就业机会增长等等，都是影响着企业能否长期生存的必要因素。简而言之，无论哪行业都会进行趋利避害的自然选择，越是对行业有利的企业，越能站稳脚跟。

对于上述第二项条件的解读，那便是越是保持广大社交网络的物种，越能提升自身的风险应对能力。从经济学的角度上看，资本的流动往往便是信息的流动，信息差的存在便是“水往低处流”的决定性因素。人类商业的起源便是从“以物易物”的社交开始，这种社交也便是信息的交换、利益的共享以及风险的分摊。长期保持友好社交合作的企业，往往在行业内具备更强的信息收集能力、更敏锐的商业嗅觉以及更警惕的风险预见能力。

从企业内部的视角上看，企业若要达到公司内部和谐、高效的“共生”局面，依旧需要达成以下两个必要条件。第一，依据业务系统流程，形成公司各部门的业务闭环。第二，个人工作业务的细致化，减少替代成本。

针对上述第一项条件的解读，那便是以系统运作的思维来决定公司的业务流程。企业内部要达到共生，核心是一套完整、可迭代升级、且抗市场变化风险的业务系统。系统是主体，员工是客体。其逻辑为依据业务系统的核心需求，进行部门设计，并在实际的系统运作中进行部门优化。

针对上述第二项条件的解读，那便是在提升公司内部信息交换的门槛，避免部门成为信息孤岛的局面。个人工作职责的细化，一方面要满足系统业务流程的方向，另一方面要避免使某个职位难以被取代，从而导致在某个流程中员工是主体，系统是客体的局面。

共生文化下的“利他”

无论是家庭、企业、行业还是国家层面，能够真正意义实现“共生”的关键因素，那便是环境下的个体皆是遵循着“利他”的价值观而行事。

家庭的共生需要家庭成员的互助互利，企业的共生需要各部门乃至各员工的互助互利，行业的共生需要供应链上下游的互助互利，国家的共生则需要政治、经济、文化等各大因素的互助互利。

利己主义如同一柄刀刃，是割裂的，也难以把持长久的繁荣。唯有做到相互利他，将集体利益放置于个人利益之上，才能维持整个共生环境的和谐运作。无论是周恩来总理提出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还是习近平主席提出的“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都是在利他价值观下实现个人、企业、行业以及国家向荣共生的唯一途径。

共生利他，即是历史的选择，也是当今企业的选择。

国际智能制造产业联盟一直以“共生”为企业发展的核心价值观，致力于产业落地服务的“利他”精神。以中国智能制造的昌盛为己任，我服务、我快乐、我成长！